急求出现国强民富、国富民强、民富国强这类词语的古文,越多越好,

急求出现国强民富、国富民强、民富国强这类词语的古文,越多越好,
主要是民富国强一直以来都是治国追求的目标,儒家,道家,法家这类诸子百家里面有提到的,

儒家
儒家把传统的富民观点,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.孔丘提出“足食”、“富而后教”的论点,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.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,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,允许人民牟利取财,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.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,主张民富先于国富,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,这就是著名的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；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”（《颜渊》）的财政思想.孔丘的富民思想在中国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,具有深远的影响.战国时期,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.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,“易其田畴,薄其税敛,民可使富也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.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、兴井田、给每农户五亩宅、百亩田,使民“仰足以事父母,俯足以畜妻子,乐岁终身饱”.他的薄税敛主张是：商舍不税,也不征货物税、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,只征单一的农业税,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.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,就能使“老者衣帛食肉.黎民不饥不寒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,达到家给人足,天下大治.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,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.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“府库已实而百姓贫”,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：“王者富民,霸者富士,仅存之国富大夫,亡国富筐箧、实府库”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.他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,要求统治者“以政裕民”（《富国》）,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,使民富裕.他说：“家五亩宅,百亩田,务其业而勿夺其时,所以富之也”（《大略》）.他认为人民富裕,有利于生产发展,“裕民则民富,民富则田肥以易”；而生产愈发展,国家也就愈富,从而“上下俱富”（《富国》）.荀况把民富与国富在理论上统一起来,对儒家的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性的阐发.
墨家
墨家从小生产者求生存、求发展的愿望出发,反对亏人自利,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.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：“强必富,不强必贫；强必饱,不强必饥”（《墨子·非命下》）.他们反对统治者“厚作敛于百姓,暴夺民衣食之财”（《辞过》）.要求厉行节约,减轻人民负担.但墨家在富民与富国关系上,不同于儒家,他们主张“官府实而财不散”（《尚贤中》）,要求充实官府而不是藏富于民.认为国家“仓有备粟”（《七患》）,就能“有以食饥息劳,将养其万民”,人民生活才有保障,所谓“官府实则万民富”.墨家把小生产者的幸福,寄托于王公大人的雨露阳光,幻想统治者能节用去侈,“爱利万民”（《尚贤中》）,“加于民利”（《节用》）,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条件.
道家
道家倡无为,一切因顺自然,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,主张“我无事而民自富”（《老子》第五十七章）,让人民自由牟取财富.但道家在根本上是反对人们追求财富的,认为“多藏必厚亡”（《老子》第四十四章）,因而要求人们“见素抱朴,少私寡欲”（《老子》第十九章）,使人民“无知无欲”（《老子》第三章）,过俭朴的生活.道家认为,虽然客观上财富不多,但只要主观上自我满足,就算是富足,所谓“知足者富也”（《老子》第三十三章）.道家的富民以寡欲知足为前提,实质上是在生产很不发达状态下相对于普遍贫困而言的.
法家
法家以富国立论,但早期法家亦多重视富民.如管仲说,“仓廪实则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”（《管子·牧民》）,是富国与富民兼重.《管子》说:“凡治国之道,必先富民”（《治国》）.至商鞅,虽有“令贫者富”（《商君书·去强》）之说,但富民并非其目的.及至韩非,提出“足民何可以为治”（《韩非子·六反》）,从理论上否定富民的必要.从根本上说法家并不认为富民是可取的,"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"（《管子·国蓄》）,“甚富不可使”（《侈靡》）,认为民太富,不利于统治.因此主张“民富则不如贫”（《山权数》）,“有道之国,务在弱民”（《商君书·弱民》）.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,而把富民看作只是从属于富国所需的一种手段.